王榆钧

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购买以前年度生产的产品，而资本形成总额却不包括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经计入当年的GDP。

企业和借款人会发现，他们的收益和被高估抵押品的价值低于未偿债务的水平。不确定性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家未具名第三方同意购买振富能源的股权，振富能源随后也获得了一份有价值的开采许可。

影子银行违约也将得到控制。另外，中国央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机制向金融系统输入充足的流动性。  （Satyajit Das曾经是银行家，也是Extreme Money和Traders, Guns Money的作者。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并不是真正的储蓄，而是央行以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从境内机构手中购买的。这样做会减轻眼下的金融压力，但只是在将债务问题延期。

中国政府部门显然认为贷款展期不会带来损失。慢慢地，中国家庭就会发现他们的存款购买力下降了所以小城镇户口的‘隐性价值甚至还低于农村户口。

比如一个拥有北京户口的人长期在外地居住生活，就不可能享受教育，医疗等只给北京人提供的福利措施，北京户口的‘隐性价值对他来说等于‘聋子的耳朵-摆设。相反要一步一步地消除城市户口上绑定的各种特权和福利措施。如果把中国所有城镇和农村户口的‘隐性价值按高低排列，不仅可以准确反映外地人取得当地户口的难易程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当地房价水平的高低。一旦大城市户口不再是只想取得，不想放弃的东西，大城市退休人员也可以放心地选择农村或小城镇生活方式去提高生活质量，分流很大一部分大城市人口。

因为人们都明白，那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也会集中资源早日治理大城市的雾霾等环境问题的。大城市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也就失去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性基础。

没有北京户口连汽车也买不了，这种买车权利（或拍卖车牌金额）也成为只有北京户籍的人才能享受的户口‘隐性价值的一部分。但中国不是外国，家庭收入的计算以及对自有房子的钟情程度都和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大不一样。在一个城市里办公的政府机关级别越高，该地居住的政府机构成员的级别和规定享受的待遇就越高，人员规模就越大，对以自己为核心的本地户籍居民谋福利，创造良好居住环境的欲望也就越强。他们这些‘喜欢当农民的人看中的只是郊区农民户口的‘隐性价值，无非是想借农民身份免费取得一块宅基地，盖一栋价值不菲的别墅而已。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规模取决于它的行政级别，即直辖市，省会市，地级市，县级市等等，而城市的级别又决定它作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地位。想一想农村户口也有它的‘隐性价值，农村免费宅基地和耕地经营权（包括转包权）就是农村户口的‘隐性价值。基于对‘房价泡沫的担忧，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实行前所未有的‘限购和‘限贷政策，不惜牺牲众多无辜的外地刚需购房者的利益来企图稳定本地（主要是大城市）房价。问题是如果过多地担心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就永远迈不出户口制度改革的关键性的一步。

有幸入住政府廉租房的北京户籍低收入家庭可以节省一大笔租房费用，让更贫困的广大外地农民工‘望房兴叹。让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可以随便选择永久居住地，包括在农村居住。

去年有个媒体报道，在北京毕业的外地应届大学生（而不是农民工）为落户北京宁肯花20万元的‘中介费，这种北京户口的黑市价格比10年前上涨好几倍。据报道北京市考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概率比外地人高达40倍以上。

政府对它最早实行‘限购‘限贷的严厉措施，不但也没能挡住房价持续上涨的趋势，反过来因为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却推高了当地户口的‘隐性价值。但是这种思路的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无视各个不同城镇户口具有不同的‘隐性价值的现实。至今为止政府和大多数所谓专家们提出改革户口制度的基本思路是‘放开小城镇户口，逐步取消取得中等城市户口的限制，继续适当控制大城市的进入条件，以防止产生‘大城市病2009年以来，关心这个领域的学者已就方方面面的问题有过争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的确是"人的城镇化"，其他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是因此而起的。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早先新华网的一篇报道提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修改完毕并上报，预计将很快会发布，报道引述分析称"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从总体上来看，尽管城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城镇化率过半百"，即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报称2011 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比首次超过50%，达到51.3%。  2014年3月5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城镇化"，他使用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说法。

进入专题： 新型城镇化 。城乡土地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价格造成了巨大差异。

这样一来，农村土地的所有制也就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国家所有，而农民往往被排除在这个土地制度转换的过程中，利益得不到有效代表，即便得到补偿也往往份额较少。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村集体用地无法直接参与市场流转，必须先更改土地用途才能入市。

李克强谈及的"新型城镇化"与中国之前的城镇化过程相比较，有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即"土地的城镇化"转到了"人的城镇化"。同时，大城市会有溢出效应，能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外来者与城里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是由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如果不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无助于启动内需，而且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如果按照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的测算，中国的城镇化率约在36%，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中扣除了农民工群体。这同样无助于解决城乡不公，也不利于城镇化进程。

第二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城乡不公。在书中，我们讨论了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这种数字繁荣。

目前公安部预计到2020年会形成新型的户籍制度，尽管实质意义并不明确，但我们希望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全面实现自由迁移。户籍制度也与前两个问题相关。

不管是按照中国的宪法，还是按照已经在城里的工作生活的农民实实在在缴纳的税款，他们都应当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福利。3月5日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了"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所以不存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问题，需要协调的是外来者与城里人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虽然是一个新的变化和新的提法，但都蕴涵着老问题。

《真实的中国》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造成的问题。李华芳是专栏作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另一方面也使得城镇化过程中对外来务工者造成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歧视。充分鼓励地方实践，吸收好的经验，鼓励地方之间的相互学习，这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可行途径。

现行户籍制度将外来者排除在城市福利体系之外，这种歧视的恶果可能还被低估了。"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目前也有超过1亿的农村户籍的人口已经在城镇工作生活居住，但绝大部分未能获得城镇户籍。